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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记者手札】中国独立记者赵思乐专访之三

【记者手札】中国独立记者赵思乐专访之三

镜传媒(以下称「镜」):你觉得抗争报导写作的重点是什幺?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清单,是每写完一篇报导就会拿出来逐项检视的?

赵:我的清单中第一件最重要的就是「结构性思考」,就是要从这个故事里看到整个社会现实或政治现实的结构。你写这个人的故事并不是要八卦他的人生或是八卦他的情绪,而是这个人的故事能给我们什幺启发?比方我们的社会正面临什幺问题?或一个人作为抗争者的成长,他需要去克服哪些关键点?通过故事和人,去反映更公共性的现实。所以我最在意的,就是我有没有去展现足够多的结构性张力,以及个人在里面的努力、和他的命运、他的结局。

 

镜:你前面也提到,引起读者的共鸣是重要的,在写作时要如何让读者对你想传达的讯息感兴趣?在短时间让读者理解你写作的主题,以及这些庞杂的资料、争议,你会先如何整理过,再分享给读者?

赵:首先是整理所有採访之后,抽取可能想用的元素,再把这些元素填到文章。但我刚刚说文章要有他的问题意识,假如这个文章是要讲个人跟家国命运的交织,那就选最可以反映这件事的点。有些东西可能很耸动,比方说709家属那篇,我省略了一些最悲情的细节,有个家属是在他丈夫被抓以后,才发现自己怀孕了,她就一边为丈夫抗争,还遭遇家变,因为丈夫的妈妈受不了打击突然死亡,这样都已经够夸张了,但其实她遇到最悲惨的是:丈夫在牢中,她一个人分娩时在生产过程大出血,命悬一线。这个小细节跟她作为抗争者的成长和觉悟过程关係不大,但是非常悲伤,我在报导中直接将它省略,因为这个东西...太刺激读者的观感和情绪。不一定要把所有悲惨的东西都展现给读者看,而是你展现的每个细节,肯定要知道它们在讲什幺,或是你希望通过这个细节告诉读者什幺,它在这篇文章的推进力中具有什幺意义?

 

镜:《她们的征途》有个特色,那便是男性运动者,甚至是台湾人所熟知的刘晓波先生,都成为本书最大的配角。你也阐明多次选择从女性的视角,是因为男性的运动者可能是英雄式的骤起骤落,或他们容易成为当局目标,常常被失蹤;而女性面对抗争时,往往需要对孩子解释为什幺妈妈需要做这些事,反而可以从更多元、更韧的角度来看抗争和运动,更绵长地记录运动的过程。再者,女性一开始是对政治比较逃避、慢热的,在报导中也会有比较丰富的层次。为了体现这个运动的全貌,你甚至把比较有争议、运动中不堪的一面也都放进去,像是王峭岭被家暴的经验,为什幺选择把这段写出来?不会担心让运动不团结吗?受访者后来读到这些文字,他们的回应是什幺?

赵:我觉得她(王峭岭)在受访的时候,跟我讲到这个细节,其实自己应该已经过了那一关,觉得这东西是可以被写出来的。她其实知道我是要写的,有时候她还需要过一下心里那一关,那我就会等她,或者跟她聊聊别的,看她自己再怎幺样绕回来。因为她一开始非常不支持丈夫做人权相关的工作,会给家庭带来危险,我就会问:你们最大的矛盾是怎幺样?她可能就会讲这件事。我会去选所谓「不堪的」细节,因为这就是运动的深度。运动并不是说:阿!那些妻子非常愿意为丈夫牺牲,于是走上街头,我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陈腔滥调的叙述,甚至是非常理想化、一看就像宣传的叙述。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,知道运动中最难的是你会遇到很多矛盾,和会有很多情绪,会不断质问自己:我真的要做这件事吗?这件事真的值得我这幺痛苦吗?或者付出这幺多吗?或者说痛苦和付出到来的时刻,我们是怎幺度过的?我觉得家暴的这个细节,非常能展现一个男性抗争者,即使是个民主人士,当和他家庭之间爆发冲突时,会去到怎幺样的程度。

但这个细节的具体描述,其实又是很複杂和丰富的。王峭岭当时还不支持自己丈夫做人权工作,她某程度为了报复自己的丈夫,辱骂一个丈夫非常尊敬的抗争者,所以她先生一生气起来就搧了她一巴掌,王峭岭当时脾气也很倔,再骂一次那位抗争者,丈夫又搧了她一巴掌,但是,她继续说的情况下,她先生又好像因为心疼她,就变成不再打她的脸了,改为打屁股。你就会觉得说:其实这种家暴,好像跟我们日常想像和理解的家暴是不一样的。无论如何她先生动用暴力是非常不对的,但却发现王峭岭反而后来想更多,是觉得自己没有必要这样伤害丈夫,所以最后反而是王峭岭先道歉。她的丈夫虽然满后悔心疼妻子,但还是端着大男人的架子,没有去跟妻子道歉。我觉得它非常反映中国运动圈里的性别文化现实,以及不同人反思的程度,但这应该是由读者自己去判断,如何看待或是讨论这件事。作为一个非虚构的写作者,把讨论的空间留给读者是非常重要的。

赵思乐在採访时,拍摄工作中的艾晓明教授。(赵思乐提供)

镜:您报导中的艾晓明老师也是位纪录片工作者,但她不只是在累积作品,而是透过影像作为抗争的进行式,而你身为一名记者,是否也有同感?这些採访写作既是文字,也是运动,都是抗争的某种姿态?

 

赵:我之所以会投入到抗争的报导,和对运动的观察採访,又说回到其实跟我在台湾的经验有非常大的关联。我发现在台湾的同龄人,当他们谈到运动、谈到政治,是可以有一个想像的,想像自己未来可以成为某个政党里的谁、或担任某个公职,甚至是一直留在街头,都构成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想像。但当我的朋友这样讨论时,我是非常失语的,因为在中国年轻人几乎不太可能有这种愿望是:我以后要成为这个国家的谁?或者我以后要在哪一个位置上改变社会?所以我在那一刻非常能够感受到,活在一个非民主的国家,对一个青年人的那种束缚...有点像是被打断了翅膀,就是如果你想要实现自己在公共领域的想像和理想,但你们天生就没有飞的资格,这是非常让人绝望的。所以如果问我的最终愿景是什幺,我的愿景就只是:我希望我们有机会。很多人以为我在台湾讲的这些东西,是代表自己对民主的嚮往或理想主义,我不否认自己对民主嚮往,但会觉得我并不认为中国民主了就能改变一切的问题,我觉得民主只是提供一个机会,让我们可以去改变。很多人说有时候会觉得台湾民众好像已经对民主失望、或是习以为常了,但我还是会觉得…其实真的是非常幸运的,你们不会因为跑到总统府门前去抗议,而被判20年徒刑。我的朋友甄江华是一个32岁的年轻人,他现在就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,按照中国的法律也不需要通知家属他被关在哪里,所以面临的是一个黑监狱的状况,这是非常极端和可怕的。

 

我之所以好像愿意为了做这些事,而可以做出一些像是牺牲,比方说即使满喜欢小孩的,但我不生小孩,因为中国的现实不允许。我看到非常多异议者的家庭,他们的小孩在父母被抓以后,面临很多痛苦折磨和连带的打压,我觉得对一个不曾选择过自己道路的人来说,这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,我没有资格替自己的小孩选一条这幺艰难的道路。所以并不是我下定决心做多大的牺牲,我觉得只是面对现实,如果我跟我先生短期内不打算移民的话,我们真的没办法在中国生小孩,那如果说我完全不看不公不义的事,或说我完全不看社会现实的黑暗面,我觉得只是在赌命,只是在赌说自己不遇到这些不幸的事。当我作为一个记者,已经看过太多突如其来的、并非自己招来的不幸。比方说带小孩去打疫苗,小孩因为疫苗的贪腐问题,或因卫生系统不完善的问题,打到一些变质的疫苗,终生瘫痪。那你怎幺面对这件事?而且还不能去问责政府,因为中国是不允许抗争的,甚至无法向媒体或其他公众说明这件事情。我会觉得面对这样的现实,如果我认为自己可以做鸵鸟、看不见就算了,这是另外一种自欺欺人,所以只是理性面对现实的话,就会做现在的选择,或是走这样的一条路,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走这幺艰难的事情,而是现实把我们安排成这样子的命运吧。

完整声音节目请至看一个打一个 中国独立记者赵思乐,阅读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节目文字整理,请到赵思乐专访之一和赵思乐专访之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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